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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具备两个主要条件。一是产业结构相对完整。一方面，“完整”是一个相对概念。内需主导的经济体并不必然需要拥有绝对完整的产业体系，但必须拥有一个能够保障经济安全、关键领域具备韧性并持续驱动技术创新的产业体系，能够满足国内大部分的生产和生活需求，对全球供应链单一环节依赖度较低。另一方面，庞大的内需市场能为本土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试验场和应用场景，实现供给创造需求、需求引领供给的良性循环。

　　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高度独立性。货币政策自主性强，财政政策空间大。中央银行在制定利率和货币政策时，受外部因素如美联储政策、国际资本流动等干扰较小，可以更专注于国内的通胀和就业目标。当全球经济和贸易环境发生动荡，如金融危机、贸易摩擦、疫情时，内需主导型经济体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，回旋余地更大。国内市场的稳定可以起到“压舱石”作用。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，如减税、增支、加大货币供应量等来刺激内需，效果更为直接和显著。

　　夯实收入基础，增强消费能力。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潜力的核心因素。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，构建“橄榄型”社会结构。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。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。二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完善常住地登记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，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保、住房、子女等方面的后顾之忧，释放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。三是支持就业创业，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，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，实现就业增收与消费扩容相互支撑、持续升级的良性互动。

　　优化供给结构，适配消费需求。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。要围绕消费升级趋势，持续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。在商品消费领域，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和下乡入村政策，扩大新能源汽车、智能家电、绿色建材等大宗消费。在服务消费领域，重点发展养老托育、文旅体育、健康医疗、培训等高品质服务。在新型消费领域，支持“IP+消费”“人工智能+消费”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，完善数字消费基础设施，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提升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、首发经济的规模和质量。

　　完善制度保障，释放消费潜力。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的长效支撑。一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和地方保护，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，让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，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。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，激励地方政府从“重投资、轻消费”转向“促消费、扩内需”，形成促进消费的正向激励机制。三是优化消费政策支持，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，创设结构性工具支持消费领域融资，同时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，提升消费意愿。

　　促进投消协同，强化内生动力。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，二者相互联系、相互促进，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。要坚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和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相结合。一方面，从产业发展看，筑牢实体经济根基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，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，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，需要不断增加投资。从区域发展看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，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，也需要持续加大投入。从民生保障看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“补短板”投资仍需发力。通过投资创造就业、提升居民收入、稳定收入预期，为消费持续增长奠定基础。另一方面，依托消费升级需求引导投资方向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消费新业态、服务新领域。通过投消协同发力，实现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动力的有机统一。